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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终关怀医院里的30000名老人,死亡的功课

2019-10-08 14:05栏目:操作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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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随手拍的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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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叔叔是父亲最亲近的弟弟。 从发现癌症到扩散到淋巴,一个月。 周日中午病情开始恶化,今天上午7点多,走了。

最近一直很忙。

北京松堂医院,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。不同于其他以“治愈”为目标的医疗机构,住进这里的病人,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结局。更重要的目标是,减轻病人的痛苦,让他们平静、安详、体面地离开人世。老人们蹒跚、遗忘,逐渐被衰老剥夺生命的活力,但更多的时候,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满是皱纹的笑脸,他们跟着音乐拍手,也常常伴着歌声睡着。在生命的最后时段,他们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。

叔叔抢救时的体症

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陪父亲去医院打点滴。用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冬季来临之前的疗养。

“开会”

我和这个叔叔不是很熟悉。虽然同城,但他深居简出,只有父亲脑梗后,他来看望,偶尔我在家时,会碰上。

因为以治疗脑梗、心梗著名,所以来这里的病人以老年人为主。

松堂关怀医院的大厅里,挂着一盏巨大的金色水晶灯。早上8点,一位穿白大褂、打红色领带的矮个男人在灯光下举着麦克风,又唱又跳。《姑娘我爱你》、《天路》、“你挑着担,我牵着马……”

他是一个孤独的男子,高瘦,一生未娶。我很小时记得他和一个著名作家的女儿谈过恋爱,没成。

他们是谁呢?就是你老家的父亲、母亲、七大姑八大姨们。他们很慈祥,个个看起来都和蔼可亲。

他叫欧阳,56岁,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。大学生、中学生志愿者们站在一旁,等待演唱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。工作人员叮嘱志愿者,要多给老人唱情歌,让他们重温谈情说爱的感觉。

父亲脑梗五年多,坐轮椅。叔叔病发后,父亲一直郁郁寡欢。我希望他释怀些,但他可能想得比较多,始终沉闷。

打点滴都得两三个小时,这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比较和善。疗程都在一周左右,见的多了就比较熟悉了,相互之间帮忙叫护士、换药很普遍。

观众是二十几位住院的老人,每天上午8点、下午2点,他们都会集中在这里,观看表演、与志愿者聊天。老人称之为“开会”。“开会”是松堂医院专门设立的关怀项目,欧阳负责主持,也唱歌。组织老人们“开会”之外,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顾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。

周日,父亲久坐在叔叔病床前,一直握着他的手。叔叔基本已经没有意识、无法言语。癌症扩散到淋巴后,喉咙无法吞咽,靠输液维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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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里,按精神状态列成几排——第一排能听护工指挥,不时鼓掌;第二排的老人对表演没什么反应,有的一直自言自语;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着脑袋,有人看似已经睡着了。

叔叔临终前用的药

父亲喜欢热闹,人多的时候话也多起来,跟周围人寒暄。精神就好,若是没人说话,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地埋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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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一早,电话响起时,我就预感到什么。

能打破病房里沉闷的气氛,有空组织大家聊天。一群老朋友的聊天。其实老人们都是特别有趣的。

护工欧阳一边唱歌,一边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。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没反应,他也笑着从轮椅上拽起他们的手,随着节奏握两下。欧阳有四个播放器,都是大红色,和他的领带一样。他为着放伴奏自费买的,一个放没电了用另一个。

7点多,叔叔走了。8点多我带父母赶到医院。父亲坐在轮椅上,来到叔叔近前,拿起他的手,自言自语道:手还是热的……

有个女患者54岁突然脑梗,一条腿没有知觉,坐着轮椅来的,本来很能干的人抑郁到哭,整个人精神特别不好,丈夫也很无奈。昨天父亲在她旁边的病床上,一直没说话的他突然关切地问临床那女患者:

86岁的刘国英是最配合的观众。“开会”时,护工告诉她看表演要拍手,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个不停。在松堂医院,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。她身体好,爱干活,每天帮护工给其他老人喂饭。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筝,刚弹了一个低音,刘国英立刻使劲拍起掌,吓得表演者乱了节奏。

人在那样的气氛下,泪水会直接流出来。父亲悲从中来,发出哭声。我对父亲说:“爸爸,他走了,挺安详的。我们安静地送送他,别惊扰他。”父亲就忍住,没有放声。父亲脑梗多年,很不容易地维持着意识和简单的活动,有时像孩子般地依赖着女儿,很听话。

“你一个人来的?”

老人们也要做保健操,几个身体好的老人跟着欧阳活动。刘国英腿脚好,能站在场地中央踏步、弯腰。93岁的谭桂清看她做操卖力,不服气。谭桂清觉得这是一场“比赛”,要求儿子给她买一条红围脖,戴着做操更精神。

把父母安置到病房外,我一个人走进去,告别不太熟悉的叔叔。

瞬间我惊呆了,人家丈夫就在床边蹲着,怕人家见怪,赶快打圆场说

做完操,欧阳给刘国英按摩头部。她满脸沟壑,掉了一半牙齿。欧阳边按摩边介绍,“这是防止衰老,改善皱纹。”

我不是天然就可以比较冷静地面对死亡的。

“哎呀呀!老爸你躺着看不见吗?旁边不是有人嘛!”

护工们都喜欢刘国英,叫她“老刘”。一位王姓护工尤其和刘国英亲近,总去她的病房串门,还没进门,就喊,老刘!然后坐到床上,身子向老刘怀里一歪,说,抓下头!老刘也不说话,笑着给他抓。王护工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,抓起来“唰唰唰”地响。他闭着眼笑。他今年65岁,刘国英86岁,和他的母亲差不多大。母亲在老家,王护工三年没回去了。

五年前,父亲摔倒后脑梗,后来母亲的乳腺癌同步发生。我开始密集地和医院发生交集。父亲是摔断股骨后脑梗,骨科和神经科都不接。骨科认为动手术麻醉的话会加重脑梗,有生命危险;神经科认为骨头先到骨科接上才能入神经科。就这样,父亲拖着断骨在医院等了10天!我周旋于上海各大医院,骨科有名的,神经科有名的,麻醉师有名的。最后,终于有一个医院的骨科,敢接高龄脑梗病人的骨科手术。我跑到医生那里,请他带我到病房,亲眼看到他刚刚动过骨科手术的一个94岁的脑梗老人,然后决定,就到这里做。

那男人很幽默地说“原来我是护工啊”

旁边一位护工与刘国英开玩笑,老刘你得跟他要钱,现在哪有免费干活的?老刘还是笑着不说话。

前前后后换病房,骨科是各种身体的伤残,神经科是各种精神的缺损。当然,神经科的另一个特征是,大小便不受控。我曾目睹一个儿子怒斥他可怜的父亲,因为他父亲又拉在床上。我也目睹女护工毫不遮掩地掀起男病患的被子,让他在床上解手。还有,摔断腰骨的民工和他从老家赶来的年轻媳妇。民工生死未卜,年轻媳妇已经开始和男护工眉来眼去。骨科的男女护工都是比较强壮的。

女患者看着周围突然忍不住乐了,边笑边抹眼泪说

王护工说,我们老刘明白的时候最好了,就是说了的话,一会儿就忘。老刘说,人老了,记忆力不好。她看见护工在给别的老人喂饭,又笑着说,人老了,就像小孩一样啦。

在医院里,当一个生命离开,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场景。家人悲伤;护工急着挪人,大声提出各种加钱的事;医生过来问谁是做主的,因为要马上决定是用他们提供的一条龙服务,还是自办丧事;后赶来的亲人一出现就放声大哭;而其他病人和家属仍然routine地重复着惯常,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,该刷手机刷手机…… 见了太多这样的场景,漠然和麻木会有吗?可能会有。

“叔你真意思!我生病以来今天都第一次笑”

止痛

洛桑告诉我,藏族男人18岁要看天葬。看过天葬,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活着。他母亲也是天葬,他目睹了那一切。

“那你为啥?”父亲问。

开会的时候,刘国英其实听不懂欧阳和志愿者们在唱什么,表演后志愿者来陪老人聊天,志愿者也听不懂她说什么。她的口音重,往往是自顾自地说,那些十八九岁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不上话,只能不停笑。

父亲脑梗后,一度丧失希望。五年间,他经历了十几个亲人、朋友的离去。最不可思议的,是对门的老头。老头硬朗,声如洪钟,每天锻炼,时不常鼓励父亲几句。有一天他浇花,手里扎了一根刺,没在意,两周后,刺里的毒进入血液,不治,走了。到现在我们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,无法相信,那么一个乐观健康的老人,就这么消失了。

“我得这病”女患者说。

虽然交流不畅,但她总还是盼着下楼“开会”。因为“开会”的时候“这个说话,那个说话”,难受就撂下了。

父亲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情绪终于稳定下来。

“你那也算个病?!我去年那么重的都恢复好了……”父亲突然来了精神,大声边鼓励边责怪她。

这是医院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“止痛药”。不同于其他医院以治愈疾病、挽救生命为目标,松堂医院的宗旨是缓解衰老和疾病给老人带来的心理、生理痛苦。

母亲开刀那次,我把父亲从另一个医院接到母亲的医院看她。一个在床上,一个在轮椅上,我笑着说,现在轮到我当家长了,你们尽管放心,我管你们:)两个老人相视着,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有多相爱,但那一刻,他们应该认定,这是命运。

其他病人和家属都跟着乐。

王凤龙身患骨髓瘤晚期,疼痛蔓延到全身,手臂、肋骨、双腿、到处都痛。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药,后来自己加到六片。痛到受不了时,她让医生给自己打杜冷丁。普通医院里通常不会大剂量使用这类药物,只能止痛,无助于改善病情。但在松堂关怀医院,减轻老人们临终时的肢体痛苦是更重要的。曾有一位老人因为神经损伤持续疼痛,一年打超过1800支杜冷丁。

五年间,我被迫反复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。希望有一天面对时,可以坦然接受。

大家都知道父亲年纪大,都很礼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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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发现,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,也是一种心理操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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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里现在住着200多个病人,不只是临终病人,还有家属无暇照顾的老人、精神病人、残疾人。护工说,他们“什么病人都收”,大厅墙上的介绍则总结为:“集医院、福利院、敬老院职能为一体”。

在健康能干事的时候,别浪费生命;

今天对面有个老者自己一个人来打针,着急回去,全速放开,还说自己那是高速。我劝了半天没用。护士一走他就自己把针全放开。

医院对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采取姑息治疗,病房里很少看到输液吊瓶,更没有呼吸机。除了重症病人需要插鼻饲管、尿管、戴氧气管,大部分老人身上没有管子。

在清楚地知道爱对方时,清楚地告诉对方,不要犹豫、闪躲;

临床的人回去时嘱咐我帮他叫护士换药,看他精神好,问他多大年纪

1987年成立以来,松堂关怀医院累计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。一间时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医院,常常遇到排斥——医院一共经历了7次搬家,其中4次是因为附近居民抵制。2003年迁到北京东五环外,远离居民区,才算稳定下来。过去搬家时,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医院门口,不让老人入住,说这是死人医院,是“八宝山的前一站”。老人们在街头滞留了四个小时,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。

安静而有尊严地走,意味着要提前做好准备,包括走了以后换什么衣服这样的细节;

“我81了”,看着精神矍铄,声音洪亮。

子女把老人送来临终关怀医院时,往往已经接受了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结果,只求让老人走得平静、安详、快乐。刘莉的母亲至今住院三年多,整日昏迷,刘莉在她耳边大声说“妈,吃饭了!”老人微微睁开眼睛,刘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听见。她还是每天都来探望,为母亲擦身、按摩,对着母亲的耳边,轻轻呼唤她的名字。

心里不慌乱,意味着明白什么是轮转,什么是终极不变。

“你怎么了?”

吃饭

面对死亡,是需要准备的,而且越早越好。它并不消极,相反,它唤起你内心许多沉睡的觉醒。

“前几个月高血压,要不然我还开我的醋坊”

在松堂医院,对于进食的积极程度,成为了判断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标。有位四十多岁的年轻病人,从不和人说话,护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,只知道她“总是在吃”。在护工看来,“能吃”意味着有活力,是病人最大的优点。

这一切是会结束的,我们唯一可能留下的痕迹,是爱和创造。

“唉!医生说我这都是饮食不注意,原来我喜欢吃鸡蛋,有次在家里我给自己煮了11个鸡蛋,然后去了女儿家,她不知道,也不说又煮了8个鸡蛋”

每天饭点,铁皮餐车送来煮得软烂的西红柿、茄子、鸡蛋、蔬菜、面条。搅碎、倒进碗里、晾到温热,护工最多同时照顾10个老人,喂一顿饭花费一个多小时。为了节省时间,护工总是多线作业,在这位老人缓慢吞咽的时候,转身喂下一位,再给这位擦擦嘴。

这一切是会远去的,我们或许再相遇,那时,我们是宇宙间永远不灭能量的重逢,记忆或许无法被唤起,我们换了一个时空,继续去接近造物主赋予我们的、最尊贵的式样。死亡是今生的永诀,但我们其实永不分离。

“然后呢?”听得人无比担心。

不同身体和意识状态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。会张嘴吃的,用勺子喂;不会张嘴的,饭糊加水,用粗注射器打进嘴里;完全没有意识的只能再多加水,打成液体,注进鼻饲管里。

所以,当父亲面对叔叔悲恸欲绝时,我轻轻对父亲说了一句,父亲就安静下来。悲恸尽头,是希望。这种觉醒在每个人心中,只是需要被唤醒。

“全吃了啊!哈哈哈…那天我就吃了19个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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